李廣生牧師
「歷史是極寶貴的。因為無論是哲學家、智者、理論家如何善於教導或設計，使人活得有體面，但歷史卻藉着事例有力地把事情呈現於人前，彷彿它們就發生在當下，使人目睹着曾經只是聽過的事情一一發生一樣。這樣的傳講不是比單靠枯燥的講授更有效嗎！透過這樣的演譯，人們既可以認識到敬虔又聰敏的人如何應對、行止和生活，有何遭遇和報應，也認識到那些敗壞及愚蠢的傢伙是如何過活，並為他們所作的過犯付上代價。」[2]
馬丁路德對歷史的重視，當然是因為它有崇高的道德價值，讓後世可以以史為鑑，知所警惕。但更重要的，是因為「歷史從來都是描述上帝的作為，就是他的恩典和憤怒。」[3] 有人因此批評路德，認為他主張因果報應之說，又是「天譴論」的擁護者。事實上，路德豈不也說過：「死亡就是死亡，無論致死的原因為何。根據聖經，上帝差遣瘟疫、天災、刀劍和野獸作為他對我們的懲罰」[4]嗎？路德說這話的處境，正是一五二七年八月二日，當時可怕的黑死病襲擊威登堡。[5] 這瘟疫一直肆虐，到同年十一月才告一段落。原本好端端的一個健者，不論性別貧富，竟可以因此瘟疫侵襲而瞬眼間倒下，甚至一病不起。這突如其來的瘟疫霎時間使全城震驚，個個人心惶惶，恐懼萬分，既不知道如何面對，更不曉得會受多久的煎熬，又有多少人能熬得過去而存活，因此，有能力的都離去暫避，統治者選侯堅定者約翰（Elector John the Steadfast）也下令威登堡大學師生南遷。路德卻不為選侯或其摯友所動，與同工布根哈根（Johanes Bugenhagen）公然抗命，拒絕離開，堅持留下繼續照顧病患和恐懼不安的市民，令人對這兩位身體力行的改革運動家的領袖風範和他們的牧者心腸倍添敬愛。當時除了少數人，絕大部分都以此為這不單是天災，而是徹頭徹尾的「天譴」，也就是「上帝的忿怒和審判」。
再者，在一五三八年，路德為歷史學家加利亞提加比略（Galeatius Capella）的歷史書作序言時，他也曾表示：「歷史不外是上帝神聖的作為和審判的範例、憶述與記號，說明他是如何高舉、統治、阻止、興起、懲罰和嘉許這個世界，特別是人類，使每個人按其善惡得到應得的賞與罰。」[6] 果如此，又怎能怪人批評他主張因果報應之說或「天譴論」呢？然而，這正好說明要認識路德的思想主張，沒有㨗徑，除了多閱讀他的著作和參考學者專論之外，也更需要多思考和參與討論。
基於對聖經的篤信不疑，路德相信若上帝讓世人遭受瘟疫侵襲，這乃是出於上帝忿怒的一種刑罰，於是將世人交在撒但手中，但並非只是為了對我們的罪施加嚴懲，更為試驗操練我們的信心與愛心。[7] 對於洞察力異常的路德，他拒絕以過份簡化的觀點解釋人生世事。舊約聖經中不錯有天譴的故事和因果報應的說法，但這並不表示罪世人間每一樣事情都可以解釋為天譴，每一樣事情都有清楚的因果的。他更無法認同任何自義自我自私自利或自暴自棄自怨自艾的心態。在那篇《人可否因致死瘟疫而逃命》短文中，路德清楚表示，世人當認定我們大家是生命的共同體，彼此相屬不分，肩負公職的人在瘟疫中就更當勇敢地留下不走，尋求服事有需要的人，這就是信靠上帝和愛護鄰舍的表現，因為他們遵行上帝的旨意，效法基督的腳蹤，就是對魔鬼的最佳打擊，這些人必親自經歷上帝的保守和賞賜。[8]
原來路德認為世人之所以落在罪惡和死亡的權勢下，尤其是在人生中遭遇疾病天災人禍不法不義不幸的事，活在暴政暴君暴民和動亂的年代，都顯示出魔鬼的惡意攻擊，為要令世人不相信上帝，不遵行上帝旨意，務求世人淪為禽獸，世界淪為戰場，人間淪為地獄，生命被扭曲變得失去尊嚴、價值和意義；可見路德的歷史觀和他的神學密不可分。而正是基於耶穌基督在歷史中為罪世眾生受苦受死，充分彰顯上帝大愛，力證上帝審判嚴懲罪惡，卻酷愛並救贖罪人，路德的十架神學喚醒世人不要在上帝隱藏的事上自作聰明，卻在上帝啟示的事上愚昧無知。因為正如沒有任何受災難禍害的人可以事先知道自己會遭逢劫難一樣，我們也沒有人知道自己會在甚麼時候或地方遭遇不幸的事，自己會是「無疾而終」、「死於非命」抑或會「壽終正寢」。果如此，我們又怎麼可以在他人的遭遇上說三道四呢？別忘了，按世人的理解，甚至猶太人的教導，主耶穌基督也是「不得好死」的啊！但耶穌基督的教會和信徒卻相信他的死絕對不是自作孽，而是為了救贖罪世眾生。更何況上帝使耶穌基督復活，藉以表明生命的主肯定勝過死亡、罪惡和地獄；魔鬼縱然肆虐人間，興風作浪，奴役和迷惑眾生，終必不能得逞，因為唯獨上帝創造和救贖，也唯獨上帝成全和圓滿。所以，無論處境如何，耶穌基督的教會和信徒都會頌唱「這是天父世界」，都會認信「神為其民堅固城牆」，都會高歌「榮耀歸於真神」。
路德的歷史觀和人生觀提醒我們，無論是教牧或信徒，都當拒絕撒但的試探，萬萬不可誤以為自己就是上帝一切事的代言人，勉強自己為每一個人生問題提供答案，甚至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見解。要知道我們不是上帝，唯獨上帝才是上帝。所以，無論在甚麼事上，也應當「讓上帝作上帝」（Let God be God）。換言之，世人的生命既不由自主，都由領受開始，每個人的際遇和領受都大不相同，我們就都無權對他人的際遇和領受說三道四，但我們都有本份善用各樣恩賜或資源努力生活，為人為己謀幸福，不亢不卑，也無誇口或埋怨。因為小至個人，大至國家民族，我們的存亡去留興衰「都在於他（上帝）」（徒十七24-28）。所以，面對世間事情，承認自己的有限，有所不知，有所不明白，要比自以為甚麼都知都明白更可取。承認自己和其他人一樣都是會犯錯和曾經一再錯過的世俗凡人，拒絕將任何事物觀點絕對化，拒絕將任何人或組織建制神化，善用上帝所賜的理性多思考、眼睛多觀察、耳朵多聆聽、自由多溝通，不急於立論，拒絕妄下批評，善用上帝所賜的愛心多尊重和體諒，善用上帝所賜的盼望拒絕灰心，善用上帝所賜的勇氣肩負責任，有錯認錯，有過改過，這樣的生活態度相信更符合上帝旨意。縱然疾病天災人禍不法不義不幸的事不會少，暴政暴君暴民和動亂的年代仍會持續，「但堅忍到底的終必得救」（太廿四13），這是主耶穌基督對門徒的應許，也是上帝對罪世眾生的呼召，「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啓二7, 11, 17, 29；三6, 13, 22）。
[3] LW 34: 277。
[4] 參馬丁路德，《人可否因致死瘟疫而逃命》1527，見Martin Luther, Whether One May Flee From a Deadly Plague in Luther’s Works (LW) vol. 43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8), 124。
[5] 參Heinrich Bornkamm, Luther in Mid-Career 1521-1530, trans. E. Theodore Bachman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3), 553-57。
[6] LW 34: 275。
[7] LW 43: 127。
[8]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