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博士《加利亞提加比略的歷史書》的序言
享負盛名的羅馬學者瓦羅（Varro）[2]認為最有效的教學方法是加入例子或例證以兹說明，因有助清楚瞭解和容易記憶。否則，無論是有多適切和精彩的論述，若缺少例子，就不能打動人心，既不清楚，也不易記住。所以，歷史是極寶貴的。因為無論是哲學家、智者、理論家如何善於教導或設計，使人活得有體面，但歷史卻藉着事例有力地把事情呈現於人前，彷彿它們就發生在當下，使人目睹着曾經只是聽過的事情一一發生一樣。這樣的傳講不是與單靠枯燥的教授更有效嗎？透過這樣的演譯，人們既可以認識到敬虔又聰敏的人如何應對、行止和生活，有何遭遇和報應，也認識到那些敗壞及愚蠢的傢伙是如何過活並為他們所作的過犯付上代價。
透過徹底的思量，世人不難發現從種種的記述和歷史出來的幾乎所有的法律、藝術、善導、警告、威脅、恐嚇、安慰、支援、指引、慎行、智慧、酌情行事、與及一切德行等都源自一個活泉。這一切合起來就是：歷史不外是上帝神聖的作為和審判的範例、憶述與記號，說明祂是如何高舉、統治、阻止、興起、懲罰和嘉許這個世界，特別是人類，使每個人按其善惡得到應得的賞與罰。雖然世上有很多人不承認有上帝，或不尊重祂，他們卻不能不面對那些歷史和事例，並因而懼怕自己會好像歷史所描述的那些個人一樣。他們因此而受到的震撼，强如只是透過法律的文字或指教的話語來限制和管束他們。因此，我們不單在聖經，也在異教徒的書籍中讀到，當人們想帶出一個論點，又或當他們打算教導、告誡、警告或阻止的時候，就會引述前人以作見證，又高舉前人的例證、說話及作為。
因此，歷史學家是最有用的人和最傑出的老師，是以世人對他們的尊敬、讚頌和感謝亦永不會足夠。那可能是偉大的統治者，無論是皇帝或王侯的善功，就是在他們任內刻意令人把歷史寫下來，並在圖書館裏善為保存。他們也沒有吝嗇任何必需的經費去栽培和支持那些有資格撰寫歷史的人。當我們翻閱士師記、列王記、歷代志等經卷，就可以發現猶太人是如何揀選、委任和聘用這些師傅的。我們在以斯拉記及尼希米記中認識到，波斯王朝的諸王也是如此，都在米堤亞建立了這樣的圖書館。當今的王侯為了記述和保存他們的新舊事蹟的緣故，也必定會設立專門的藏書閣。若要為整個他們統治期間記述全部又或起碼那些最重要大事的歷史，以流傳後世，豈不是要有更多書庫才夠用嗎？
我們德意志人實在要為此而慨嘆，因為我們一千年以上的先祖們的歷史和事蹟的原載竟然付之闕如。唯一的途徑是引述其他民族的歷史材料，但這些資料很可能是在有需要的時候才會提到我們，難道是出於他們對我們的尊重不成？[3] 由於上帝的工作仍然在進行中，如基督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約五17〕。在每一個年代總有值得注視的事件發生，都當正確地記錄下來，總不會遺漏。雖然並不是每一件事都能收集得到，但起碼在最重要的事件上都會有簡明的記錄，正如有人打算把誰為貝恩（Dietrich von Bern）[4]和其他偉大人物編寫歌曲予以歌頌的同時，亦把很多非常重要的事件也簡要和清楚地記錄下來。
但這要求需具備獅子雄心的一流人材，不懼怕把事情的真相記錄下來。因為有更多人會為他們的統治者或朋友的利益繞過真相，把他們當代的惡事缺失美言修飾，反而過份吹噓他們微不足道甚至虛偽的功德。另一方面，他們按自己的愛惡，為了自己祖國的利益和不利外國的緣故去美化或扭曲歷史的真相。就這樣，歷史變得極不可靠，因而可恥地模糊了上帝的作為，這正是有人對希臘人所作所為的指控，[5] 又好像教宗的諂媚者長久以來所做的，至終再沒有人知道當相信的是甚麽。這一來，歷史崇高的、良好的、可敬的用途被破壞了；歷史變為一無是處的閒言閒語。影嚮所及，任何人都可以撰寫歷史這樣重要的工作，於是他便隨個人的愛惡任意寫或不寫，或稱讚，或詆毀。
因此，這個專業應該由傑出的人士或最少是由那些具備使命感的人去執行。既然歷史從來都是描述上帝的作為，就是衪的恩典和憤怒，人就當相信它們，彷彿它們是記在聖經裏面一樣。所以，人當以最大的努力、真誠和信實來記述歷史。但我察覺到這種情況現在還未出現，除非像在猶太人當中出現的命令也臨到我們。我們此刻惟有接受我們的歷史學家，常常自我反省，從中判斷他們是否按自己個人對人對事的態度而以偏概全，或是因心存偏見而離開正軌，又或是在他的記述中有太多或太少的稱讚和責備；就好比在無能政府的管治下，我們還是要容忍那些運送農產品的人把水攙進酒內，無法得嚐佳釀一樣，我們還是要接受或從中發掘這裏面較好的部份。
但從整體而言，加利亞提加比略這位歷史學家讓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他希望可以代表真才實學的歷史記述者，不是以冗言贅詞長篇大論，而是以簡明透徹的文筆去記述事情的發展，為的是讓所有人對每一個主題都容易閱讀和記憶。因為在這裏面，世人實實在在的看見上帝的作為，就是衪是何等奇妙地治理罪世眾生，而撒旦和牠的作為又是何等的邪惡，以致我們因此學會敬畏上帝，並且在大小事上都尋求衪的指引和幫助。願頌讚和感謝永永遠遠歸於上帝，靠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2] 瓦羅（Marcus Terentius Varro, 公元前116-217），為古代其中一位博學的學人和多產的作家，有「最博學多才的古羅馬人」的美譽。在他眾多的作品中，包括巨著Antiquitates Rerum Humanarum et Divinarum均受到包括特土良、阿羅巴斯（Arnobius）及耶柔米等基督徒學者重視。聖奧古斯丁在他的作品裏曾經引述很多瓦羅的言論，並在他的《上帝之城》（第六至第七卷）中認真討論有關瓦羅的宗教觀念。奧古斯丁論到瓦羅時說﹕「他教導學生事物，就像西塞羅以教授學生用詞遣字為樂一樣。」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Pars I, Vol. XL (Leipzig, 1898), 272, II. 4-5。另參閱O.
G. Schmidt, Luthers Bekanntschaft mit den
alten Klassikern (Leipzig, 1883), 19。
[3] 讀者欲進一步體會這份出自德意志鼎鼎有名的人文主義者的情懷，可參閱科士打（Leonard Foster）著，Selections from Conrad Celtis 1459-1580 (Cambridge, 1948)中的 “Public
Oration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Ingolstadt” 頁43、45，第31、37至39段，有一段最能說出大多數德意志人文主義者的感受的典型描寫。
[5] 在聖奧古斯丁名著《上帝之城》第十八卷第二章裏面寫道：「羅馬歷史學家莎勒（Sallust）也承認，雅典人在希臘是出色的，但却是名過其實。他曾經這樣說：『我認為我們是被誤導，以致相信雅典對其周邊地方的剝削是相當大和令人印象深刻的；但事實卻不是這樣。世界也被雅典的歷史學家的精彩記述所說服，以為雅典人所做的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透過那些出色的作家的熱心歌頌，一眾活躍份子的力量受世人矚目和判斷。』」譯自Gerald
G. Walsh, S.J. 及Daniel
J.Honan, S.J. 合譯，聖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New York, 1954) 第十七至廿二卷，頁85-86。